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抓大放小”的方针，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它是在国有企业生存状况持续恶化的条件下，公有制意识形态和私有化经济理论在政治决策中形成折衷的后果。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要积极探公有制的多种完成形式，并承认，非公有制企业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政府又提出要用三年左右时间，让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领域转向重点优势产业，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经过“国退民进”改革以及股份制改造，在此后五到十年间国有企业的生存状况发生巨变，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获得了新生。

1993年，“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首次出现在媒体上，社科院工业经济试验所所长周叔莲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两个困难》这篇文章。

周认为，“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目的”；政府不该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抱在怀里，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政府只要抓住关键的少数，搞好500~1000家大企业（集团），就能为众多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对那些没有竞争力也无关国计民生的中小企业，可以“放掉”，让它们自谋生路。

这种观点提出来时，已经有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小企业实施破产重组（比如前面提到的山东诸城改革），它为中小企业民营化提供了关键的理论依据，但并未立即成为政府改革国有企业的政策方针。只是由于实践中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不断恶化，并且关于产权改革的争议旷日持久、僵持不下，这种折衷的思路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上升为政府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战略。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正式提出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战略。

文件说：“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改组步伐。”这是党和政府对“抓大放小”战略的首次明确肯定。

但即便如此，“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一开始并不顺利。

正像前面所说，1995年至1997年，左派人士多次撰写“万言书”，对产权所有制改革提出质疑。1997年2月，随着邓小平去世以及党的十五大即将召开，又有一份“万言书”问世，它提出一份黑名单，点了很多媒体和学者的名，指控他们“主张培育一个资产阶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1997年6月又有左派杂志发表文章说，私营经济只能是中国经济的“必要补充”，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否则就会威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另一方面，1997年7月到9月，有关键媒体发表吴敬琏、李君如、李锐等人的文章和谈话，反击左派的论调，指出中国经济要继续发展，必须冲破姓“公”姓“私”的怪圈。

在这样的争论中，反对企业改制的人提不出解决困难的办法，而国有企业的生存状况还在不断恶化。1997年1月，第三次工业普查后果出炉，表明经济形势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只有3.29％，大大低于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在39个大的行业中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国有工业企业的负债总额已占到所有者权益的1.92倍。换句话说，整个国有企业集团已经处在资不抵债的状况，也可以说到了非改不可、不改就死的危险境地。

1997年5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一篇有突破意义的讲话，重点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公有制。江泽民说，公有制不一定意味国有制，可以通过不同的所有者来保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包括合作社、集体、劳动者组织，以及私营企业、个人及外国资本等等。江泽民指出，归根结底，只有更好的管理和更加有效的资本配置，才能生产出更多符合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产品和服务，达到社会主义的最终后果是目标。这样，即便国有经济的比重少一些，也不影响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

这些思想构成了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的关键内容。在报告中江泽民对传统的公有制理论做出重大修正，提出“混合所有制”的概念。在这之前，中国经济的主导原则是私营企业应该是国有经济的“补充”，江泽民在报告中将私有经济划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并主张国家应该从诸如零售和轻工业等领域退出，与此同时保持对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等关键行业的控制。

报告说，一切符合“三个有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要打破不合理的所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这样就大大扫除了国企改革的政治、思想障碍。按照这样的原则，新的改革设想是把37万家国有企业重组为股份制公司；与此同时政府挑选1000家左右大型国有企业，给予关键支持的背后，将它们打造为世界级的集团企业。

1998年，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他作出一个大胆的承诺：在3年时间内，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扭亏为盈。接下来，一场大规模的企业资产重组运动开始了。基本做法是清理亏损国有企业的资产和债务，向民间出售转让股权，也就是“国退民进”。

报刊上处处能看到地方官员加快企业改革的言论，比如江苏省省长舒圣佑提出，“不求其纯，但求其佳，不要拘泥于比重困难而束缚自己”。湖北省省长蒋祝平说，“要完整摒弃那种股份制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消除出售国有资产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疑虑。”安徽省省长回良玉更是催促说，“现在是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就没有出路。”国有企业改革成为发展经济和衡量政绩的一个风向标。

很多地方采用MBO、员工持股、增值量化、破产拍卖等方式大规模转让国有资产。有些地方甚至将国有企业“打包”出售。从1998年到2003年，“国退民进”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削减到15万户，削减了40%。与此同时，从1998至2002年，有25.7%的新增私营企业是由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而来。中国的企业所有制格局大大改变。

在此期间，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成为显眼的社会困难，大概有3000万名国企员工失去工作岗位。各地普遍采用“买断工龄”的做法，在南方沿海地区工人普遍能接受这种方式，由于这些地方很多人都有第二职业，买断工龄的安置费正好成为他们做小生意或自主创业的启动资本。而在北方，特别是在老工业基地，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的生活捆绑在企业上，没有经商和创业的氛围，买断工龄就意味着稳定收入来源的中断以及“坐吃山空”。

随着国营企业体系的瓦解，中国社会出现一个新的群体——城市贫民，但是正像前面所说，由于中共作为执政党对社会人事组织的强有力控制，并受益于民营企业发展带来的新的就业岗位，“国退民进”改革基本完成了平稳过渡。

按照“抓大放小”的思路，国有资本从纺织、家电、食品、轻工制造等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以后，集中到电力、石油、钢铁、通讯等优势重点产业。这不仅让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大大改变，也重塑了中国市场发育和产业创新的微观基础，带来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国有企业的生存状况也由此发生巨变。

2001年，政府宣布国有企业脱困的任务基本完成，2002年国有企业完成利润3786亿元。这在若干年前是难以想像的。从1998年到2003年，国有企业的总资产从14.9万亿元扩大到19.7万亿元，净资产从5.21万亿元扩大到8.36万亿元；企业利润从213.7亿元提高到4951.2亿元。与此同时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由3家扩大到15家，其中14家是国有企业。

2003年，政府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189家超大型国有企业定义为“中央企业”。2005年国资委重组中央企业。前后三年间，这些中央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78.8%，年均递增21.4%；利润增长140%，年均递增33.8%。此时在石油、石化、电信、电力等行业，国有资本的比重超过90%，在和电力、热力相关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集团所占的比重也在90%以上。

国有企业从入不敷出的“困难户”变成了财源滚滚的“摇钱树”。

从1998到2005年，国有企业利润从213.7亿元提高到9047亿元，七年增长了42.3倍，累计利润超过4万亿元。2006年，在媒体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349家，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天然气开采、银行业和矿产冶金业。这一年全亚洲最赚钱的企业、全球最大的电信企业、全球第一大银行的桂冠一一落到中国国有企业头上，此时的国有企业不仅摆脱了困境，而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盛。

对国有企业的这种巨变，“北大交火事件”双方各有解释。

按照林毅夫的观点，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好转，是由于在“抓大放小”的方针指导下，大型国有企业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架构，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等部门，还有不少成为上市公司。这时，国有企业的冗员等社会性负担基本已经剥离，并且由于多年的资本积累，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点产业在中国已经符合比较优势，所以有了市场竞争力。

张维迎则把国有企业的强盛归结为垄断，他打比方说：一个家里面有五兄弟，其中一个是懒汉，待在家里不干活；其他四个外出打工，辛辛苦苦赚钱交给父母，后果家里的懒汉过得比谁都好。

他的意思是说，国有企业的繁荣主要来自民营企业的发展。由于民营企业分布在竞争性的下游产业，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游，由于上游产品是下游企业必不可缺的购买对象，随着大量民营企业的涌现发展，它们对上游的能源、原材料、电力、电信、运输等产品需求也大量扩大，所以国有企业很容易赚钱。国有企业的繁荣是寄生在民营企业的发展之上的。

这两种观点长久映射着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

一方面，从1998年开始，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大多按照现代公司的形式进行了改组，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等架构，并且逐步走向上市。1999年，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政府成立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收购、处置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2003年以后，不仅是普通大型国有企业，甚至连国有银行也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公开上市。此时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原则上已经完成，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平也得到了很大完善和提高。

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走向强盛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对民营企业的挤压和限制。2004年前后，由于加入WTO以后带来的经济景气，中国市场对能源、原材料需求猛涨，许多民营企业试图进入钢铁、石化等重工产业，但是遭到政府主管部门的阻碍和打压。

2006年，国资委出台指导意见，要求国有资本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极大地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而在同一时期，许多领域的国有资本却大举扩张对民营企业实施收购兼并，出现局部的“国进民退”的迹象。

从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困难复杂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