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一首诗的阅读史

在海子的作品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容置疑是流传最广的一首诗了。它不仅出现在各种新诗选本中，也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被流行歌手谱曲演唱，更被房地产公司用作铺天盖地的广告。在经过出版、评论、教育以及大众文化多重传播环节的复杂运动之后，它已经逐渐凝定为一首“代表作”，成为普通读者心目中海子诗歌最通俗的形象。有意思的是，20年来，不与此同时期、不同人群的阅读接受的差异，使得这首诗也如同一面小小的棱镜，折射出当代社会文化的变迁

文/冷霜

1989年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的消息令诗坛震惊，这个生前只在小范围内略具声名的年轻诗人的作品也由此受到更多同行和诗歌爱好者的关注。由于他的好友诗人骆一禾(同年初夏亦因脑血管突发大面积出血去世)、西川等人的努力，也由于海子诗歌自身的魅力，在之后的几年里，他的诗在诗歌爱好者中迅速地传播开来。1991年，《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周俊、张维编)由南京出版社出版，收入海子的短诗、长诗节选、散文、小说和诗论等，第一次较集中地展示出海子创作的全貌。1993年，海子母校北京大学一年一度的“未名湖诗会”将时间从以往的5月移至他的忌辰3月26日，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最初的几年里，诗会总是以朗诵他的抒情诗《祖国(或以梦为马)》作为开场。

这一时期的诗歌氛围仍然遗留着浓厚的1980年代后期风气的影响，混合着“诗歌崇拜”、对形而上学观念的热衷和对已然来临的市场化社会的抗拒，因而更受其时诗歌爱好者(往往也就是潜在的或正在成长的诗人)喜爱的诗，是《祖国(或以梦为马)》《黑夜的献诗》等，它们音韵更为铿锵，在日后看来不乏矫情的诵读中也更易显出决绝和“悲壮”的姿态。尽管有这些因素事实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同样能满足这种“自恋”。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诗人姜涛在1990年代初曾任清华大学文学社社长，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某一年春天，他和一些喜爱诗歌的朋友结伴去植物园，其中一个喝醉的朋友，竟在出门时于门口席地而坐，对着四周的游客高声朗诵这首诗。这一行为颇令游客惊异，有人竟误以为是乞讨，在他身边投下了零钱。

这则轶事像是恰好为这首写于海子辞世前两个月的短诗提供了一个注脚：在诗中，诗人内心的冲突正是源于精神的骄傲和世俗现实的坚硬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感，在1990年代前期很多诗歌爱好者那里并不陌生，因而在这首诗中获得慰藉和共鸣。

1995年，西川编《海子的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7年，西川编《海子诗全编》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海子作品的影响进一步扩大。2001年，在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呼声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使得这首诗开始为全国的中学生所知。

中学语文教材的选篇，历来要与此同时满足多项标准，按照人教社中学语文室刘真福先生的归纳，它们至少包括“经典性”“教学的适用性”“进步性”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清楚与它语言的质朴和意象的温暖、明朗有关，看上去，诗中的情感似乎纯净而超脱，尽管有这些因素，它在实际教学中却给教师和学生们带来了难题。一方面，中学生们往往不易体会这首诗表面的单纯之下所隐含的矛盾，在一位中学教师的教学记录中，学生们初读的反应是“乐观向上”“写的是一种平凡、安逸的生活”“读过之后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放松感觉”“活着真好”⋯⋯而当教师进行启发并辅以海子生平的介绍，他又必须面对如何向学生们解释海子自杀根本原因的困境，因此语文教育与此同时也得承担人生观教育的功能。

一面要向学生解释海子在这首诗中表达的在两种“幸福”之间的两难选择：选择尘世的幸福意味着放弃伟大的诗歌理想，而追求作为诗歌“王者”的幸福又可能导致弃绝生命本身，一面却要提醒他们，“不能学习海子的做法”，难免招致学生的疑问：既然这么消极，为什么还要给我们阅读这样的诗歌？一位浙江的中学教师撰文读解了这首“决绝人世的告白”之后进而发问：“有着如此消极思想感情的诗歌，怎么能成为中学生的语文教材？”

正是由于中学教学中遇到的这种接受上的困境，在2004年人教社新版的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高中必修教材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被撤下了。尽管有这些因素事实上，在很多高中语文的选读教材或读物中它仍然有很高的入选率，如钱理群主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诗歌卷——中国现代文学名作互动点评本》(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徐中玉主编的《新课标语文学本》高中卷的《现代诗歌阅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王家新主编的“新课标”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外现代诗歌欣赏》(语文出版社，2005)等，2007年，北京市新版的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也选入了这首诗。

而与此与此同时，这首诗也开始进入大众文化的流通领域。从1998年开启的房地产市场化热潮中，这首诗被各地的房地产公司频频用于其广告文案，从上海、深圳、到海口、长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语都曾被印在海景房和“高尚别墅”的大幅户外广告板上。海子诗中这两个短句，以化俗为雅的方式勾勒出他生命理想的幻境，在1990年代后期加速推进市场经济而带来的都市空间的巨大变化中，被挪用成一则标语，煽动着人们对宜居的欲望。而这种反复出现的“创意”，也多少是因此，很多早期从事广告文案策划的人员，都曾是1980以及1990年代前期的诗歌爱好者或文学青年。

到了新世纪，网络的日渐普及正好迎面遇上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新一代人，对这首诗的接受又呈现出一些有趣的新变化，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论坛和QQ的签名档里，或是被“取其精华”、掐头去尾地用作博客名称，在一些论坛里，这首诗被列为“小资必读”，而在另一些地方，它常被引用作为职场励志的格言。在今年春天刚刚出版的一本励志读物《一切梦想靠行动》中，对这首诗的征引之后，导出的是如下的训诲：“有了梦想，我们也就有了明确目标的力量。你可以拥有任何你想拥有的东西，只要你确实地知道它是你想要的，并确定知道你为什么想要它。我们的梦想要足够清晰，也不要太贪心。只要健康向上，积极努力，相信一定可以达成。”

无论是“小资化”还是“励志化”，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取消语境和碎片化的读取方式。原诗中蕴含的痛苦和心理冲突已经不再作为阅读的重点所在，或者，被拼贴成物欲消费的对象。语言表层的简单和温暖被剥离出来，正适于偏爱甜腻的胃口。

当然，这并非这首诗20年命运的全部。一如诗人臧棣在为纪念海子辞世20周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言，他是“少数几个能给当代诗歌带来诗歌遗产的大诗人”，他的诗在其身后始终吸引着诗人同行与读者深入持久的阅读。在这个3月，至少将有5场以上纪念性的朗诵活动在全国各地举行，其中一场即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名，这首卓越的抒情短诗，仍将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里提示着对精神性价值的毫不妥协的关怀。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三

坐在中央美院的办公室里，西川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起海子生前，其诗歌的边缘化：在正规的刊物里，只有骆一禾担任编辑的《十月》、内蒙古的《草原》等寥寥几家刊发过海子的几首短诗。

个中根本原因，西川认为，“海子的抒情短诗和史诗，与80年代后期诗坛的现代主义趣味完全相反，这有点像他喜欢的诗人、同样因自杀而死的叶赛宁，叶赛宁的诗歌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主流抒情方式也不同”。

1989年，在沈天鸿的家里，海子向他反复抱怨，“他们都说我写的诗不是现代诗”。沈回答他，“你写的本来就不是现代诗”。作为海子的好友兼诗评家，沈天鸿认为，海子内在的那个自我是农耕文化的血统，这也是他诗歌中的意象、情感只可能属于乡村、古代的根本原因，“他是在为一个不复存在的文学传统唱挽歌”。

此前一年的3月，在北京诗歌圈并没有获得承认的海子，带着自己的长诗来到四川。海子到达成都时，住在四川诗人尚仲敏的家里。21年后，尚仲敏在电话里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及的记忆里的海子，就像凯鲁亚克笔下的达摩流浪者形象：头发很长，留着络腮胡子，穿着一身蓝色牛仔服、牛仔鞋，背着一个书包，外表时尚而叛逆，本质上却是个内秀甚至羞怯的年轻人。

尚仲敏当时在成都一所电力学校教书，有一间房子，一张床，在大概一周的时间里，他几乎与海子朝夕相处。白天他带着海子去拜访成都诗人，杨黎、万夏、翟永明⋯⋯到了晚上，两个人买些下酒菜，就着1.1元1瓶的沱牌曲酒通宵达旦地长谈，有时一起打坐、冥想，试着用意念和禅语交流。

海子从书包里掏出了一部一万多行的长诗，这首诗让他联想到但丁的《神曲》——在庞大的、迷宫一样的结构中，充满着神话与宗教的意味。尚仲敏能从中感到海子非同一般的自我期许，“他有那种承受人类苦难，做人类拯救者的英雄主义情怀”。

与此与此同时，尚也从中感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象征意义”。他把自己内心的不安写成一首诗《告别》给海子：生命琐碎，诗歌虚假无力/我们痛恨的事物日新月异。

这也预示了两个人的分歧：尚仲敏在90年代毅然弃诗从商，而海子则永远留在了那个“虚假无力”的诗歌年代。

四

“略显疲劳，眼睛放光，显得很亢奋。”这是1989年2月或3月，海子留给一位同事的印象。这位同事那时在学校见到刚从西藏回来的海子，海子绘声绘色地向他描述起西藏之行如何令人振奋，他说到自己没带多少钱，是蹭火车回来的。

这个时候，海子已经不能继续教他最开始教的美学，而是改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一个学生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在第一节课，他聊了不少佛教的内容，还有他去西藏的见闻，其中有：一个喇嘛当众用利刃切开自己的腹部，整理肠子肚子后又把切开的部分合上，整个过程一滴血也没流。他说他道家的小周天练通了——就是从脑顶到尾骨，再从尾骨到后脑的一个逆时针的一个管道，练通了的人就可以在这个管道里运气。”

“后来上课时发现查老师讲得就不那么有趣了，常常是拿着书、或者是讲义念一段，让大家记一段笔记，再讲一段白话释义，好像考验自己对讲义的记忆力如何似的。”

海子的大学宿舍舍友刘广安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海子在1989年春节过后曾去城里看他，海子向他透露，自己不大满意学校安排他上的课程，已经在联系城里的工作。海子谈到，他咳出的痰里带着血丝，呈黑红色，刘事后猜测，可能是他持久酗酒导致的胃病。

海子曾写过一首诗《在昌平的孤独》，这种难以言说的精神孤独大多靠酒来稀释。他曾跟沈天鸿谈起，自己在昌平喝得最厉害的一次，是一个贵州诗人去昌平看他，每个人都喝了一斤半以上的白酒，倒在地上第二天才起来。

而在海子的同事孙理波看来，至少在形而下的层面，海子在昌平的生活并不孤独。他们住的地方紧靠军都山，春秋季节经常一起去爬山，小日子过得自由自在。县城中间有个电影院，他陪海子看过不少电影。

仅在他们住的西环里宿舍和后来的新校区宿舍，就有一帮喜欢读书的朋友。大家平时各自看书，到了晚上就喝酒聊天，经常聊到晚上两三点。“他一般在晚上写作，我中午去敲他的门，这小子还在睡觉，下午起来，出门买点菜，用煤油炉做饭。有时候聊着聊着，他突然‘来诗了’，抓起笔就写。”

“海子写诗时，有时候边喝边写。一个晚上可能写五六十张稿纸，先用政法大学的信纸写，然后我们进行誊在格子纸上后，可能就剩几张了，他的诗是高度浓缩的，一些短诗看上去只有二三十行，但他可能实际写了一两百行。”孙猜测，海子诗歌意象的断裂和跳跃感，可能与此有关。

五

1988年11月，海子完成了他的长诗《太阳·弑》。他的好友骆一禾在一篇评论中谈到，这首诗剧的舞台是全部血红的空间，间或楔入漆黑的空间，宛如生命四周宿命的秘穴。在这个空间里活动的人物恍如幻象置身于血海内部，对话中不时响起鼓、钹、法号和震荡器的雷鸣。

“这个空间的精神压力具有恐怖后果。从色调上说，血红比黑更黑暗，因此它处于压力和爆炸力的临界点上。”骆在一篇写于1989年5月13日的文章里写道。

西川也认为，能写出这样的诗剧的海子“一定是看到和听到了许多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对此，海子生前的好友和邻居常远相信，海子是通过修炼气功，可以使思维进入一些特殊状态，开辟“超自然通道”，感应到别人感应不到的东西。

海子的父母至今保留着一份海子的亲笔遗书的复印件，在这封写于自杀前一天的遗书上，他谈到了自己可能的死亡，并把责任指向常远。而在同一天写给学校的遗书中，海子控诉，由于常远“揭开我的心眼或耳神通”，导致自己出现了幻觉和幻听特征。

20年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辗转联系到常远，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常远承认自己曾试验过人体科学，而海子也确实请求他教点什么，但他否认自己会气功，也没有教过海子气功。尽管有这些因素事实上，常承认自己“曾给他介绍过一位藏密气功的传人”。

常远印象里的海子形象很像卡夫卡笔下的饥饿的艺术家：他常常独自一人行走在昌平的街道上，嘴里嚼着西红柿或大葱，透过镜片茫然地观察着市井万象，头脑中却在冷静地思考着人类乃至所有生命存在的意义。

他们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系统论、数学和人体科学。海子对所有的宗教都感兴趣，佛教的密宗，道教的全真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那些神秘主义的支派，都跟超自然力量有关。

这种试图从整体上和根源上认识世界的偏好，早在海子年仅20岁时就有所体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独家获得了一篇署名“查海生”的文章《从突变理论看国家产生形式和法的作用》，在这篇写于1984年的文章里，海子用拓扑学方法中的尖顶突变模型调查了国家与法律的起源。

海子经常吟诵英国哲学史家丹皮尔的名言，“真正的宗教是一种更为深奥的东西，它建立在直接经验这块不可动摇的磐石之上”。常认为，这体现了海子对宗教的理解，他不是像农村老太太一样烧香拜佛，而是想借此进入到一个超出人类经验范围的领域，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场景。

常远回忆起海子出现幻觉的一个场面，那是在1986年或1987年，海子惊慌失措地把同一栋楼的几个朋友叫到自己的房间，讲述了他刚才看见的“闹鬼”：海子说，看见自己的书在地上走动，而他挂在墙上的西藏唐卡画像也飞向对面的墙壁。

六

“对于他而言，现世的死并不是件可怕的事，在跟我们日常聊天时，他就体现出对生命轮回的认同。”孙理波对本刊记者回忆，自己最后一次碰到海子是在1989年3月18日，在学院路的老校区教学楼主楼大厅门口，当时海子手上拿着一张表格，气鼓鼓地说，“他们评讲师职称也不告诉我”，之后他就坐班车回昌平去了。

在去世前半年左右，海子曾与朋友、青年散文家苇岸讨论怎样死去才是有尊严的，苇岸说上吊太难看，海子说，最体面的死法是从飞机上往下跳。但他最终后果是没有从飞机上往下跳。他选择了铁轨。自杀时他身边带有4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在遗书中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海子出事后，他的大学舍友刘广安与骆一禾一起赶到山海关，见到了海子的最后一面。“他死得很有尊严”，刘对本刊记者说。他记忆里的海子永远是个孩子：上学时，整个北大法律系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他，因此这孩子实在太小，15岁上大学，班上跟他一届的同学年龄比他大一截，班上组织去香山郊游，照相时，那位同学搂着他开玩笑，“来，咱爷俩照一张”。

西川在海子死后编辑出版了海子的遗作，他反复在海子创作于生命最后阶段的长诗里，体味他的孤独感，“《天堂弥赛亚》里的天梯，一个人在天梯上，上下四方都是黑暗，没有人，他在大声地喊，‘还有谁在？还有谁在？’——那是一种透彻骨髓的孤独感”。

在《死亡后记》一文中，西川推测了海子生命的最后轨迹。“海子大概是25日早上从政法大学在北京学院路的校址出发去山海关的。那天早上我母亲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从学院路朝西直门火车站方向低头疾走的海子。当时我母亲骑着自行车；由于急着上班，而且由于他和海子距离较远，不敢肯定那是不是海子，便没有叫他。

现在推算起来，如果那真是海子，那么他中午便应到了山海关，我想任何人，心里难处再大，一经火车颠荡，一看到大自然，胸中郁闷也应化解了。看来海子是抱定了自杀的决心。他大概在山海关逛了一下午，第二天又在那闲逛了一上午，中午开始沿着铁道朝龙家营方向走去。”

⋯⋯

火车沿着冰冷的铁轨呼啸而来，车轮所过之处，一个时代无可挽回地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