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划了三年之久的“黔之驴行”终于在2013年的年初成行了，这次的旅伴是我的女儿与驴友小雨。“玫瑰三人行”这是第二次出游了，2011年暑假的“玫瑰三人西藏行”游得非常快乐，相信这次的“黔之驴玫瑰三人行”也会是一次愉快的旅行。

徐州到镇远，交通非常方便，一趟K491次列车将我们直接送到了镇远。

镇远，一个虽未到达过却在心中已经“逛”过好多遍的古城，第一次走进它，感觉陌生而熟悉，因此我总是喜欢把它与湘西的凤凰古城相比，但此时的镇远古城却是安静的连我都不敢相信。

走出入住的宾馆，沿着西平路走到和平路，游览的第一个“景点”是周达人故居，也称中共镇远支部旧址。

之前，并不了解周达文为何人，走进去看了才知道，周达文是个老一辈的革命家、大人物。

周达文（1903年1月3日 - 1938年4月13日）

贵州省镇远人。中共早期关键人物和中国共青团的创始人之一。先后在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以及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列宁学院等处学习和工作，担任过关键的党内外职务，受到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器重，《斯大林全集》中的《给丘贡诺夫的信》就是写给他的。

对老一辈的革命家也知道不少，但周达文这个名字我似乎从没听到过，看了周达文的生平事迹介绍，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元老级革命家，只是被“淹没”了50多年，直到80年代中期才给予平反，可惜人早已不在人世。平反之后我们如今能知晓的也仅仅是个名字而已，他早期参加革命的那些事迹还能有多少人记得呢？因此一些知情人也和周达文一样，早已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以致于在他的生平介绍中也只有很少的明确事迹，而与他与此同时代的老革命家们，我们则要熟悉得多。

借此机会将度娘中的周达文介绍引来，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位不为人知的老一辈革命家。

周达文故居亦称“周公馆”，原系周达文祖父周炳元于光绪初年修建的住宅，其父周瑛承继祖业。周达文故居也是中共镇远地下支部旧址。

周达文，原名周达定，早期革命活动家，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生于镇远，五四运动周达文成为镇远学生会组织的主席，因上街游行，揭露《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被开除学籍，1920年随父迁居北京。当年以其二哥（周达文）的毕业证书考入北大，后沿用此名。第二年考入俄文专科学校学习。1924年，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担任临时党团书记，带领国共两党的人员118名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周达文既当学员，又当职员，从事教务和翻译工作。

1937年王明、康生因嫉妒，利用斯大林接见的机会。诬告周达文，致使其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被冤死在苏联。50年后的1987年，中共中央给周达文平反，并拨款对其故居进行维修。故居总占地面积125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08平方米，四周用高封火砖墙围成长方形大院，结构严谨，保留完整，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古代民居。1985年，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周达文故居与此同时又是中共镇远支部旧址，支部成立于1938年。当时贵州工委派遣田伯萍同志到镇远，与谢速航、陈法轼三人成立了第一任党支部。在当时起到临时县委的作用，党的组织活动已经辐射到铜仁、石阡、三穗、思南、施秉等县。1943年，党组织遭破坏而解散，虽其仅存了三年，但对镇远的革命有着重大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西伯利亚的哈巴诺夫斯克(即伯力)，有一份宣传革命的中文报纸，名为《工人之路》，它的总编辑是邱贡洛夫。可是，1937年以后，这个邱贡洛夫突然消失了，再没有人提起他的名字。《斯大林全集》出版后，又有人开始注意到这个邱贡洛夫，因此在第九卷中有一篇《答邱贡洛夫的信》。既然斯大林亲自给他复信，而且作为一份珍贵文献收入《全集》，明显是个关键人物。第九卷中还有一篇斯大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留学生所作的报告，作翻译的也是这个邱贡洛夫。邱贡洛夫是谁?除了当时和他在一起的人而外，很少有人知道。他被历史淹没了整整半个世纪，到了1987年才开始揭开邱贡洛夫的谜。邱贡洛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名叫周达文，邱贡洛夫是他在苏联使用的俄文名字。从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他昭雪平反的文件中，人们才知道这个化名邱贡洛夫的周达文是贵州镇远人。

周家在镇远倒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家，住在卫城和平街南侧的一个大宅子里，人称"周公馆"。这公馆好生气派，占地250平方米，有前后两个院落，四周的封火墙有9米多高，看去肃穆典雅、深邃幽静、古色古香，从门楼一望便知是个大户人家。门框用精细琢磨的青石条镶成，两侧有雕花的枕石，漆黑的两扇门上有扣环铺着。在单檐单坡垂花门楼下有粉底横额，朝街的一面楷书"汝南世第"，标明是来自中原的望族。背面篆书"履中蹈和"四字，道出了循规蹈矩、以和为贵的家风。院落结构严谨，门楼、正厅、后厅布置在一条中轴线上，东西有厢房，均衡对称。房屋为一楼一底的穿斗木结构建筑，正厅、后厅和厢房互相连通，形成"走马转角楼"。门窗上有镂空花格，堂屋里摆设八仙桌、太师椅，壁上有字画，书卷气很浓。

祖父周炳元在光绪初年就修建了这所公馆，他的父亲在这里成家立业，他的青少年时代也在这里度过。父亲名叫周英，考中秀才不久便废除了科举，有幸到日本留学，做过国民政府驻日本长崎的参赞、领事，以后便在外交部供职。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周达宣，次子周达文，三子周达定，四子周达时。达宣随父到日本，病故东赢。达文入仕途，做过八寨(今丹寨)、威宁县长。周家怎么会有两个周达文呢? 原来，这邱贡洛夫原名周达定，读中学时因此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抵制日货，被学校开除了。后来去报考北京俄文专修部，没有文凭怎么办呢?百般无亲，借用了二哥周达文"道立中学毕业证书"，从此便沿用了这个本来不属于他的名字。虽然周家有了两个"达文"，但也不打紧，反正他们都有自己的号，二哥叫敷世，三哥叫屈公，家里人和亲戚朋友是绝对不会弄错的。至于在社会上，各有不同的圈子，一个在官场做事，另一个投身革命，更何况老三做的是秘密工作，持久侨居苏联。

因工作关系，父亲把家搬到北京，周达文便随之在京求学。他是俄专的高才生，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还能熟练地翻译俄文，对苏联的情况自然了解得比别人多。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就在这年秋天，范鸿与李守常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你道李守常是谁?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21岁的周达文是一个出色的社会活动家，被选为全国第五届学生联合会主席。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苏共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一所培养东方革命干部的学校，命名为"孙逸仙大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周达文就是这时到苏联去的。

当时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下，国共双方都派人到苏联学习。第一批留学生118人，共产党方面有王稼样、张闻天、伍修权、乌兰夫、左权等，国民党方面有蒋经国、谷正纲、普正鼎、康泽等。他们是国共两党的"尖子人物"，在历史上有关键地位，而带队的就是周达文。他既是学生，又是中国部负责人，兼管教务和翻译。第二年初春，中共旅欧支部选派了24名党团员从法国等地赴苏留学，其中有邓希贤(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学校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小组，云集了国共两党的关键学员，被称为"理论家小组"，邓小平、周达文、傅钟都在这个小组活动。

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有一个题目是《张锡瑗妈妈》，引出了一些感人肺腑的故事。那时在中山大学留学的女生有20多人，其中有个两姐妹，姐姐叫张锡瑗，妹妹叫张锡瑞，正当妙龄，漂亮极了。她们是河北房山县人，中学时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到苏联学习。张锡瑗相貌端庄秀丽，举止大方，她与邓小平在中山大学相识，是同学，是战友，两人之间"好像有一层神秘又朦胧的光环"。分开几年后，突然在武汉相遇，自是一番喜悦，不久便结为伉俪，可惜两年后她便不幸病故。妹妹张锡瑞到莫斯科时然而十七八岁，一颗童心爱上了才华横溢的周达文，在苏联结了婚。可后来回国参加革命活动，在天津牺牲了。家里还有一个小妹妹叫张锡珍(后改名张晓梅)，经邓小平介绍，与中山大学的同学徐冰结婚了，徐解放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张家三姊妹，嫁了三个革命伟人，留下一段美好的佳话。

当时苏联共产党内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帮助列宁的一派是大多数，称为"布尔什维克"，帮助托洛茨基的一派被称为"孟什维克"。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都被卷入了这一政治旋涡，在同学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遭到王明等自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人忌恨，被强加上"反对中央领导"的罪名，扣上"托派分子"的帽子，送到西伯利亚洲白力。尽管他们忍辱负重，在冰天雪地里勤勤恳恳地办报，但王明、康生一伙并不善罢甘休，他们利用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之机，诬陷周达文等是"托洛茨基匪徒"，是"日本间谍"，组织反党的"江浙同乡会"。这样，在1938年苏联"肃反"运动中一个满怀革命激情的优秀党员，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言冤死在"十月革命的故乡"。

"为有牺牲多壮志"。也就在1938年，中共贵州省工委派田伯萍到镇远开展工作，建立镇远支部。当时周家已没有人在镇远，周公馆交给周达文的外祖父家居住，把东厢房租给一个姓陈的人家。陈家的儿子陈学联是镇远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同学宋大鸣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宋也搬到楼上住下。从此，冷清了多年的周公馆热闹起来，成了镇远支部秘密活动的场所，以"读书会"的名义广泛联系青年学生，学习、开会、印发传单、编印《海燕》刊物，在镇远、施秉、黄平发展了许多"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直到1940年遭到镇压为止。

1984年镇远县人民政府公布中共镇远支部旧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0年的沉冤终于昭雪，周公馆门第生辉，政府拨款修复处，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周达文故居"的金字匾是伍修权的题字，正堂中央安放着周达文的大理石塑像，左边的居室恢复当年的模样，右边展出了周达文一生的光辉事迹。人们这才知道，周公馆就是邱贡洛夫的家。

在这个名单中不乏我们熟悉的名字，但唯独周达文这个名字十分陌生。

这次不到镇远，我恐怕永远不会知道周达文这个名字，而这次的镇远之行第一步给我上了一节鲜活的政治课。

在周达文这个名字“消失”了半个多世纪后，有幸在他的家乡保留了这座故居，这个中共镇远支部遗址，安抚的只能是其后辈，而先辈的骨灰却早已灰飞烟灭。

或许只有在镇远，这个相对闭塞的地方才有可能保存下来，若在内地，我想这个宅邸恐怕早就被“革命小将们”付之一炬了。

幸也，如今还能看到这座宅邸里的一些老物件，后辈们只能靠这些睹物思人，至于历史里的那些“章节”该如何书写就留给那些历史学家们吧。

“和平村”是镇远第二个现代史中的特殊“景点”，起先宾馆老板推荐时我还不知其然，当我走进去后才明白了确有其特殊性。

“和平村”是“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镇远和平村工作队”的简称，亦称第二日俘收容所。

和平村位于贵州省镇远县西门街，这里原是贵州省第二模范监狱。1938年12月，国民政府军政部将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由湖南省常德迁入贵州省镇远县，直到1944年11月迁出，在这6年时间先后关押过日俘600余名。

“和平村”占地面积6421m2，建筑面积2382m2。整个围墙用黄泥土垒砌。前院两侧坐北朝南的两栋单坡层檐砖木结构平房为哨兵室、米库等。办公楼系一楼一底共7间砖木混合结构建筑，设有办公室、会客室、职员室和反战同盟训练班、检视班、新生班、女俘住宿等。办公楼后面是大礼堂，上层主要是已改造好的反战同盟盟员的卧室。后院设有病房、厨房、医务室、食堂、岗楼、哨所等建筑物。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完整侵华战争。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过，中国军民面对放下武器的敌人，非但不发泄私愤，反而本着“俘虏也是人”的原则，给予宽容，保护其人 权，尊重其人格。镇远“和平村”就是这样一个以人为本的俘虏收容所。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恢复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三个厅，郭沫若任第三厅（第三厅1940年以后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厅长。1942年6月，第三厅派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特别支部书记康天顺到镇远日俘所工作，任少校主任管理员。康天顺认真贯彻“优待俘虏”的政策，对日俘（亦称村民）进行人性化管理。春天，带领部分改造好的日俘到郊外挖鲜嫩的野葱和蕨苔，让日俘饱尝山珍；秋天，则同一些日俘到黄桑等地山坡摘野板栗，让日俘们尝尝板栗的味道，与此同时还带一些日俘到朝阳坝一带，挖折耳根、采芹菜等；夏天，又带他们到下舞阳河游泳，以增强体质。为改善卫生条件，康天顺腾出房间，不再单独居住，与已改造好的日俘同住大礼堂。组织日俘制作日式澡桶，一年四季，轮流洗热水澡。日俘爱喝天然泉水，便组织日俘在后院挖掘水井。为了改善生活，康天顺经常带日俘到舞阳河撒网捕鱼。日俘喜食当地腐乳，康天顺就让豆腐商天天送来，最大限度满足和平村“村民”的物质生活需要。

战俘收容所里的学习还分班级的，只是这样的班级没搞明白是怎么个划分法的，感觉有点像培训学校。

还有这样的高级检视班，莫不是战俘出去还要发结业证吧？

参观了和平村，上完第二堂政治课，此时的古城已是华灯初上，接下来我们要去欣赏镇远古城的夜色了。

走出和平村，沿着和平路继续前行，一直走到新大桥，哇，美丽妖艳的镇远夜色呈现在眼前！

当这样的惊艳一下子展现在我们眼前时感觉有点猝不及防，虽然我也多次看到过镇远的夜景片，可此时当我亲眼所见时还是被它给惊到了。

此时我在想，“惊艳”一词的由来是不是艳丽的让你惊到了的意思？呵呵，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词解”。

夜晚的镇远灯火璀璨，妩媚妖艳，形似凤凰却静于凤凰，她给了我一个艳丽的贵州行之始。

此时的镇远，整个城镇的游人只有我们三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我们“独享”了镇远妖艳的夜色，这感觉，不用说了，只有一个字：爽！

就连“米码头”的塑像也被艳丽的镇远夜色笼罩了起来，肩上的米袋子都显得没有那么沉重了。

镇远之夜一如凤凰城，但凤凰城的喧嚣在镇远是感受不到的，所以，我喜欢镇远多于凤凰。

惊艳而静艳，这种感觉在凤凰是找不到的，只一晚，我便爱上了镇远。

这样的镇远之夜，其实是不适合一个人来游的，虽没有多少艳遇的机会，但这里是个适合“艳游”的地方，情侣携手，在此同游，那才能对得起这份艳丽。

镇远之美，有诗为证。自古就有人爱上过镇远，我也然而是在感觉上步了古人之后尘而已。

走过新大桥到了府城，走进了那一条条老街巷，府城内那一座座豪宅大院的古民居又给了我一份出乎意料的惊喜。

府城老宅静静地坐落在石屏山下，借助山势建造了一个个深宅大院。

庭院深深，古巷幽幽，府城之夜成了镇远古城最好的“标识符”。

沿着府城古巷一直往上，夜色中直达石屏山半山腰，为的就是欣赏镇远的夜色全景。

夜色中的镇远古城散发出了一种悠然静谧的气息，和着那璀璨和艳丽的色彩，让我们迷醉其中......

最后悔的是这次出行还是没带三脚架，镇远的夜色拍得不尽人意。